今年是杨先生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的第27年。年近七旬，又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他正逐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。可是，杨先生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子女，作为他唯一监护人的亲弟弟，不仅对他不闻不问，甚至把杨先生的社保卡据为己有。从2016年起，杨先生的所有治疗、生活费用，乃至因身体疾病外出就医的开销，都由上海精卫中心先行垫付。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一位律师偶然提起，这事情或许可以向检察院求助……

　　支持起诉变更居委会为监护人

　　刚接到精卫中心的电话时，检察官有些犹豫。“检察院的确有支持弱势群体发起民事诉讼的职能，但本案的情况有些特殊，因为杨先生从来没有做过民事行为能力鉴定。”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检察官浦亮说，在经过走访研判后，检察机关认为本案可以支持起诉，但要分两步走，首先是为杨先生做一次民事行为能力鉴定，然后要帮他找到一位合格的监护人。

　　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在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，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情况下，有关个人、组织可以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。考虑到本案中不履职的监护人就是杨先生唯一的亲人，新的监护人应该由杨先生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或民政部门担任。于是，浦亮把电话打给了杨先生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，对方表示可以承担这个职责，但是不懂法律流程，希望得到检察院的指导。在检察官的帮助下，杨先生去做了一次鉴定，结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

　　去年12月13日，居委会正式向徐汇区法院提起第一场诉讼，即申请宣告杨先生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徐汇检察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之规定，受理本案并于12月14日发出支持起诉书。同年12月21日，徐汇法院一审判决杨先生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

　　今年3月2日，居委会向徐汇法院提起第二场诉讼，即申请确定监护人的诉讼。徐汇检察院于同月6日发出支持起诉书，同时派检察官出庭支持起诉。同月20日，徐汇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，指定居委会为杨先生的监护人。

　　亲弟弟不闻不问还霸占退休金

　　得知判决结果后，上海精卫中心也松了一口气。副院长邵阳介绍，其实杨先生早年有稳定工作，也按时缴纳了社保，因此退休后，他的社保卡里每月会定期打入养老金，加上残疾补贴，原本是可以覆盖他在精卫中心的住院和治疗费用。

　　“从前病情稳定的时候，他还能自己离院去处理一下私人事务，费用也能及时缴纳。”邵阳说，2015年7月杨先生突发疾病，出现高热、呕吐症状，同时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，逐渐失去了自理能力。杨先生的银行卡、社保卡都在他弟弟手中，精卫中心曾打电话、派人赴外地面谈，希望弟弟能来探望哥哥，再不济也可以用代为保管的社保卡等财产缴纳治疗费用。但是，这些期望都落空了。杨先生的弟弟对哥哥完全不闻不问，法院开庭时曾给弟弟送去传票，他也没有出现。

　　“很多患者在长期住院期间，名下财产被监护人、亲属占有或者变卖，导致他们既无法出院，也无力支付治疗费用。”邵阳说，目前，上海市区两级精卫中心都会先行垫付患者的相关费用，但颇感吃力。更重要的是，随着患者年龄渐长，更容易出现身体上的疾病，万一急救时需要监护人签字，该怎么办？

　　在杨先生成功变更监护人后，相关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。居委会工作人员以监护人的身份，替杨先生重新办理了上海老年卡，又联系残联更换了新的残疾卡，相关财产终于回到了杨先生手中。

首创医疗生活备用金提存机制

　　“这是我们办理的第一起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失位案件，我们觉得，在变更监护人之后，还有一些举措可以做。”浦亮说，本案中，杨先生正是因为监护人失位才陷入困境，对于新的监护人，也应该采取适当措施进行监督。这时，检察官想到了公证处有一项职能叫提存公证。

　　日前，徐汇区检察院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、徐汇公证处、居民委员会，专门就关于杨先生支持起诉案相关财产权益保障问题，联合制定、签署了工作方案，在全市首创了精神障碍患者医疗生活备用金提存机制。根据方案，居委会担任监护人之后，将杨先生名下的大额资金交由徐汇公证处提存保管。由于杨先生仍需住在精卫中心接受治疗，为方便其生活，小额活期财产由精卫中心代为保管，可自行提取，但每个财务年度都要向作为监护人的居委会出具一份资金使用报告。“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确保杨先生今后领到的每一笔退休金和补贴，都能够用在他自己身上。”浦亮说。

　　此外，为守护更多像杨先生一样处于危困的弱势群体，取得办理一案、治理一片的最佳办案效果，徐汇检察院还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、徐汇区民政局、徐汇区司法局、徐汇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徐汇区残疾人联合会共同签署了《关于共同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的工作机制》。

　　“杨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，各地的精神卫生中心普遍面临着这个问题。”邵阳坦言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很多外省市的精卫中心都来打听，希望能学习本案中的一些做法，“希望我们探索的经验，能帮助到更多的‘杨先生’”。(《老年文摘》第2801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