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人制度是明政府加强乡里基层管理所采取的除粮长制、里甲制之外最有特点的措施之一。明建国之初，各地都出现了难以数计的民间纠纷和偷盗斗殴。由于很多纠纷没能及时处理，以致“多因小怨，辄兴狱讼，越诉于京”，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，而且给地方官府甚至京师带来很大压力。

       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，以一百户为一里，推丁粮者十户为长……里设老人，选年高为众所服者，导民善，平乡里诉讼。”

       洪武三十一年，朱元璋又颁布《教民榜文》，其中进一步明确了老人的权责，“今出令昭示天下，民间户婚、田土、斗殴、相争，一切小事，须要经由本里老人、里甲断决。若系奸盗诈伪、人命重事，方许赴官陈告”。

       洪武以后，随着乡间管理需要，“老人”种类也逐渐增多，见于记载的有木铎老人、集老人、社仓老人、水利老人、浮桥老人、窑场老人、申明亭老人、旌善亭老人、观农老人等等。对于老人的任期，据嘉靖《罗田县志》载：“老人，每里各役一人，年终更替。”明代政治家吕坤《实政录》在谈到社仓老人时说：“一年一换，一换一交”，都说明老人任期应为一年。

       明朝中后期老人制度日渐废弛，很多地方的老人不仅无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，反而成为一大祸害。洪熙至嘉靖年间，老人制度逐渐出现很多弊端：首先，老人由民众选举逐渐改为由官府指定，以贿求充的现象也多有发生。其次，老人素质下滑，欺公玩法，贪污豪夺。（《老年文摘》第2789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