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感力不从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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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忻曙光先生今年已62岁了，妻子今年60岁。“我们是蛮典型的‘老人照护老人’我老丈人97岁，丈母娘95岁，我的儿子不在上海生活，我夫人一年中有好几个月要去儿子家带孙子，因此，照顾两位老人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老丈人的身体还算健康，基本上可以自理，丈母娘患有阿尔茨海默症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我为她申请了上海市的长期护理险，评定为5级，服务人员每周5天、每天1个小时上门提供护理服务，主要是帮她换换内衣和擦身助浴等，毕竟这样的事情，由我这个女婿来做不太合适。在没有申请到长护险之前，丈母娘曾经突发过一次痛风，脚肿得不能走路，脑子也糊涂，需要人24小时看护。那几天把我累得筋疲力尽。于是，我去为老服务中心找了个阿姨来临时帮忙，结果，人家只做了一天就喊吃不消了。我毕竟也是老年人了，体力、精力都在下降，长时间伺候躺在床上的老人，经常感到力不从心。”     

　　令忻先生颇感困难的就是给老人配药。他说：“我隔三差五就要去给老人们配药。两位老人的药是不一样的，不同的处方要跑不同的医院。老丈人有糖尿病，他用的一种药虽然进了医保，但没有进家庭医生的处方，我必须到三甲医院的门诊配药。有时我想，万一我跑不动了怎么办？不同等级的医院，医生处方权也不同，这是规定，医生也不能违规，但这确实给老年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，配不同药要去不同的医院才能享受医保。”

“规定”带来困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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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孩子在国外求学，自己和妻子还在为事业奔忙，93岁高龄的老母亲和90高龄的老父亲行动不便，家里一刻也缺不了人手。”年届六旬的余先生也被“老人照护老人”困扰着。他坦言，上海的高龄老人能享受到的福利挺多，但是，要享受这些福利却并不容易。

　　根据政策，9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有500元的居家养老服务补贴。他的父母今年4月起住进了养老院，可以凭发票报销。但是尴尬也由此产生——养老院每月10日以后才开具发票，而居家养老报销规定单据要在每月10日前上交。经过多次沟通，这个“死结”才好不容易解开。

　　不久后，余先生又遇到一个更大的麻烦。一次为老人办事需要敬老卡，可两位老人家想不起来敬老卡放在哪里了，翻箱倒柜许久未见踪影，余先生决定帮老人补办敬老卡。然而，敬老卡是和银行绑定的，按照银行的规定，补办新卡之前必须先注销旧卡，而注销旧卡时需要本人到场方能生效。这下余先生傻了眼，父亲行动能力尚可，母亲坐轮椅都困难，且时常意识不清，无法完整表述自己意愿，去银行现场注销显然不大可能。几次三番说明情况后，银行才同意派工作人员上门服务。

　　幸运的是，就在银行即将上门的前一晚，他在家中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两张卡，否则还不知道要跑几趟，打多少电话呢。余先生说，他和妻子都算是文化程度高的，网络应用也熟练，而且还会开车，在同龄人中处事能力和活动能力还算强的。但他们尚且会为这些琐事心烦，其他同龄人或者高龄老人若遇上这些事情，想必就更加麻烦了。

机构养老“难”在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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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把老人送进养老院，家属不是更省心省力吗？忻曙光先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，他觉得还是居家养老对失能、失智老人更好一些。

　　有关专家表示，政府免费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门槛值相对固定，只有到达一定年龄、养老金水平低于最低水平的老年人，才能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，但大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金都高于最低水平，导致即使对于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极为迫切的老年人，也较难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。同时，居家养老服务由于缺乏一定的监督和管理，也没有相对明确的服务内容和要求，很多情况下并不能为老年人解决实际问题，甚至还会给老年人及其子女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
　　调查发现，老年人对于养老机构的收费最为敏感，多数老年人尤其是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，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开销都是医疗费用支出，除去日常基本生活开销之后所剩无几。分析数据发现，除去医疗费用之外，65%左右的老年人希望养老机构的月收费标准在1000~3000元之间，20%左右的老年人预期在3000~5000元之间；可以承担5000元以上收费标准的老年人只有约15%。可见，养老机构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降低收费标准，将有助于更多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方式。此外，许多老年人也就养老机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，主要包括降低收费、健全养老服务设施、提高工作人员服务质量、完善服务项目等方面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很多老年人反映养老机构内部没有或者缺乏医生、护士等专业医疗人员，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看病很不便。为此，有关专家建议，打造社区“医养联合体”，养老机构内部设置医疗机构，医疗机构内部安排养老设施，做到医中有养、养中有医，全方位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，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。

文章来源：中国老年报公众号平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