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延安五老”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。一件件小事，滴水映日，折射出他们熠熠生辉的一生和令人钦佩的高风亮节。

　　徐特立：不坐专车

　　1949年进城后，组织为徐老配备了专车，可他却不大乘坐，经常是步行外出，有时还乘坐公共汽车。为这事，警卫员有些意见，牢骚很快就传到他耳朵里。有次晚饭后，他问警卫员：“你在乡下种地，人均粮食多少呀？”警卫员告诉他，人均大约500斤左右。徐老又问：“你知道这汽油是从哪儿来的？进一次城要用多少汽油？要花多少钱？”警卫员无以对答。

　　徐老耐心地告诉他：“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，自己还不能生产汽油，要靠从外国进口，我们进次城，来回的用汽油钱，就等于你家一个月的人均收入。现在群众生活还很困难，我们怎能随便增加国家开支，加重人民的负担呢？要是我们干部的生活水平与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，群众是会有意见的！”徐老又接着说，“少坐车，多走路，至少有三大好处，既可以锻炼身体，又能为国家节约开支，同时又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。”警卫员听了徐老这一番话，心中豁然开朗。

　　吴玉章：艰苦朴素的日常生活

　　吴老在艰苦朴素的作风方面也为后人作出了表率。他在大革命时期用的一条毛毯、一个文件箱以及延安时期用过的一套粗呢衣服和一件羊皮袄，一直用到他去世。他接待外宾时常穿的一件大衣，也是早在大革命时期添置的，1949年后几经翻改。平时接待宾客，需要衣着整齐一些，而一回到家里，他总是只穿旧便服。他的内衣、袜子大多是补丁加补丁；一条毛巾用得实在无法再用了，仍舍不得更换。至于饮食更是简单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有饭吃就行了。

　　1958年3月，吴老回家乡视察工作时，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，适龄儿童入学率很低，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：“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，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吧。”

　　谢觉哉：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同志

　　1942年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，康生利用所掌握的权力，想把兰州地下党组织打成“红旗党”的特务组织。有一天，康生突然找到谢老，盛气凌人地对他说：“根据某某人的交代，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。看来，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，是个‘红旗党’。你这个兰州办事处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！”谢老听了毫不含糊地反驳道：“那可不见得。兰州地下党是西北局派去的同志组成的，省委书记孙作宾同志也是西北派去的，怎么能说兰州地下党是‘红旗党’，全都是特务呢？”谢老略顿了一下又说，“至于有个别坏人混进兰州地下党，这也是可能的，因为那是在白区，条件所限，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审查得那么透彻。”谢老最后说：“我不同意你的看法，你这样认为是不对的。”

　　可是康生一伙仍不罢休，一会儿来软的，说这是为了“抢救”失足者；一会儿又来硬的，说谢老在庇护特务组织。谢老也毫不退让，坚持原则，据理力争。

　　“文革”中，康生仍不罢休，又旧账重提，逼着谢老写材料，欲把兰州地下党的同志们统统打成特务。当时谢老的处境也很困难，加上已80多岁的高龄，又重病在身。谢老对来者说：“我瘫痪了，写不了材料。你们硬逼我写，那我说，你们记，记完我左手签字。”来调查的人以为目的即将得逞，赶紧找来纸和笔做记录。只听谢老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。那批地下党员不是特务，而是好党员。”来者得不到符合他们意愿的材料，只好悻悻而去。就这样，谢老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一大批同志。

　　董必武：对晚辈要求严格

　　1969年春，为响应党的号召，董老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晋县农村去锻炼。在良翮下乡前，董老题词谆谆嘱咐他：“到晋县农村去，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，努力劳动，争取当个好农民。”1970年，良翮入了党，后来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。董老马上写信告诫儿子：“一是不要‘一得自矜’，二是不要‘浅尝辄止’。”董老去世前对夫人何连芝说：“良翮是晋县的人了，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，我们不必多操心了。”

　　林伯渠：俭朴生活感动外国记者

　　1944年春节，延安边区政府门前的墙报吸引了很多人，一个高个子外国记者挤在人群里，认真地抄写着一篇题为《我的生产节约计划》的文章。原来，这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的。

　　林老的生产节约计划使大家赞叹不已，那位外国记者也很受感动，就怀着好奇、敬仰的心情，采访了林老。记者来到林老的住处，只见窑洞里只有一张炕，炕上的被子打满了补丁，一张破旧的小方桌，桌边放着几把半旧的椅子。此时，林老坐在椅子上，埋头缝补着一条旧裤子。他笑着对记者说：“中国有句俗话，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我这条裤子，才穿了三年半呢！”

　　外国记者提出要看看他种的菜地，于是林老便拄着根手杖，带他来到了延河边的一块滩地上。

　　外国记者蹲下身来，抚弄着地里嫩绿的秧苗，赞不绝口：“你们共产党的干部，不仅发动群众干，还自己带头干，说到做到。真是了不起啊！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全世界。”他紧紧地握住林老的手说，“谢谢主席先生！我在陕北这块土地上，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。”（《老年文摘》第2508期)